《尹文子·大道上》全文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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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子》是一部先秦时期的重要著作，相传由战国时期的尹文及其弟子所著。尹文为稷下名家代表人物，与邓析、公孙龙并称为“名家三子”。

该书今本仅一卷，分《大道》上下两篇。其思想融合多家，以道家为基础，提出“大道无形，称器有名”，认为“道”是万物本原。在名学方面，强调形名有别，探讨名实关系，提出“形以定名”“以名定事”。政治上主张名法治国，“正名”是“法行于世”的关键，通过确立名分维护秩序，还推崇道家的无事而治，让各行各业各尽其责。

《尹文子》在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对形名关系的探讨推动了思辨哲学发展，其治国理念和名分观念对后世政治有潜在影响。

【原文】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故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也。”大道不称，众有必名，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名主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不善人之所宝，是道治者，谓之善人；借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善人之与不善人，名分日离，不待审察而得也。

【译文】大道是无形的，而具体的事物都有名称。名称是用来确定事物形态的，形态的正确性依赖于名称的准确性，因此名称不能有差错。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啊！名不正，则言语不顺。”大道本身没有名称，但具体事物必须有名称，因为事物产生于无名的状态，所以各种形态自然有其方圆。名称主要用来区分事物的方圆，这样各种名称就能准确地指代它们所代表的事物。以大道治理天下，那么名、法、儒、墨等学说自然会废弃。而用名、法、儒、墨等学说治理天下，则不能脱离大道。老子说：“道是万物的奥秘，是善人的珍宝，也是不善人所依赖的。”不善人所依赖的道，是治理者所推崇的善人；而依赖名、法、儒、墨等学说的人，则被称为不善人。善人与不善人之间的区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明显，无需仔细考察就能看出。

【解读】这段话强调了“道”作为万物本源的无形与超越性，指出具体事物通过名称来界定和区分，而名称的准确性对于事物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同时，它批评了过分依赖名、法、儒、墨等具体学说来治理天下的做法，认为真正的治理应回归到“道”的本源，超越具体的学说和名称，达到一种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善人与不善人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顺应“道”的规律，而不是依赖于外在的学说和名称。

【原文】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木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故穷则徼终，徼终则反始，始终相袭，无穷极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白黑之实。名而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

【译文】如果“道”不足以治理，就用“法”；“法”不足以治理，就用“术”；“术”不足以治理，就用“权”；“权”不足以治理，就用“势”。当“势”被运用时，就会回归到“权”；“权”被运用时，就会回归到“术”；“术”被运用时，就会回归到“法”；“法”被运用时，就会回归到“道”；“道”被运用时，就会达到“无为而自治”的境界。因此，事物发展到极致就会回归原点，始终循环往复，无穷无尽。有形的物体必定有名称，但有名称的未必有形。有形而无名称，并不影响其本质（如形状、颜色等）。名称不可不追寻，因为名称用来检验事物的差异，所以名称也用来规范事物的形态。形态决定名称，名称决定事务，事务又用来检验名称。通过考察事物的本质，形名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就不会隐藏其内在规律了。

【解读】这段话揭示了治理的层次性与循环性，强调从“道”到“势”的逐级递进，最终回归“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同时，它阐述了“形名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名称与事物形态相互依存，名称不仅是事物的标识，更是规范与检验事物的工具。通过“形名相参”，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而实现有效的治理。

【原文】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术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窥；势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为。人君有术而使群下得窥，非术之奥者；有势使群下得为，非势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杂，然后术可秘。势可专。

【译文】名称分为三类：一是“命物之名”，如“方圆”“白黑”，指具体事物的名称；二是“毁誉之名”，如“善恶”“贵贱”，指评价性的名称；三是“况谓之名”，如“贤愚”“爱憎”，指描述状态或情感的名称。法则分为四种：一是“不变之法”，如“君臣”“上下”，指社会等级与秩序；二是“齐俗之法”，如“能鄙”“同异”，指规范风俗与行为的法则；三是“治众之法”，如“庆赏”“刑罚”，指治理民众的奖惩手段；四是“平准之法”，如“律度”“权量”，指统一标准的法则。“术”是君主秘密运用的统治手段，臣下不可窥探；“势”是制定法律的利器，臣下不可妄为。如果君主运用“术”却让臣下窥见，就不是高深的“术”；如果君主拥有“势”却让臣下干预，就不是强大的“势”。关键在于先正名分，使名分界限清晰、不相混淆，然后“术”才能隐秘，“势”才能专断。

【解读】这段话系统阐述了“名”“法”“术”“势”四者的关系与作用，强调“正名分”是治理的核心。名称分为三类，分别对应事物的本质、评价与状态；法则分为四种，涵盖社会秩序、风俗规范、治理手段与统一标准。“术”与“势”则是君主专有的统治工具，强调隐秘性与专断性。只有名分清晰，才能确保“术”与“势”的有效运用，从而实现稳定的统治。

【原文】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则形之与名，居然别矣，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无名，故大道无称；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俱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

【译文】 “名”是用来命名“形”的，“形”则是与“名”相对应的。然而，“形”并不完全依赖于“名”来定义，“名”也不完全依赖于“形”来确立，因此“形”与“名”本质上是不同的，既不能混淆，也不能割裂。如果没有名称，大道就无法被表述；有了名称，才能通过名称来规范“形”。如今万物存在，若不以名称来规范，就会混乱；众多名称并列，若不以“形”来对应，就会产生偏差。因此，“形”与“名”的关系必须得到正确的处理。

【解读】这段话强调了“形”与“名”的相互依存与区别，指出名称是规范事物形态的工具，而事物形态则是名称的基础。二者虽不同，但不可分割，也不能混淆。通过正名，可以避免混乱与偏差，从而实现对事物的清晰认知与有效管理。这体现了“形名相参”的思想，即通过名称与形态的对应关系，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原文】善名命善，恶名命恶。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命善者也；顽凶愚，命恶者也。今即圣贤仁智之名，以求圣贤仁智之实，未之或尽也：即顽凶愚之实，亦未或尽也。使善恶尽然有分，虽未能尽物之实，犹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辩也。

【译文】好的名称用来命名善的事物，坏的名称用来命名恶的事物。因此，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爱、智慧属于善的名称；顽劣、凶恶、愚昧属于恶的名称。如今，即使以圣贤、仁爱、智慧的名称去追求其实质，也未必能完全把握；同样，以顽劣、凶恶、愚昧的名称去对应其实质，也未必能完全涵盖。即便如此，只要善恶的名称能够明确区分，即使不能完全涵盖事物的实质，也不必担心产生偏差。所以说，名称不可不加以辨析。

【解读】这段话强调了名称与实质的关系，指出名称是区分善恶的工具，但名称并不能完全涵盖事物的实质。尽管如此，只要名称能够明确区分善恶，就能避免认知上的偏差。因此，辨析名称的重要性在于通过明确的命名来规范认知与行为，从而减少混乱与误解。这体现了“正名”思想的核心，即通过名称的规范来实现对事物的清晰理解与有效管理。

【原文】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亲贤而疏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又复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贤不肖为亲疏，名善恶为赏罚，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称者，不可不察也。

【译文】名称的作用是什么？是用来区分彼此、检验虚实的。从古至今，凡是正确运用名称的就能成功，错误运用名称的就会失败。失败的原因在于名分混淆，成功的原因在于名分清晰。如今，亲近贤能而疏远不肖，奖赏善行而惩罚恶行，贤能与不肖、善与恶的名称应当归于客观事物，而亲近疏远、奖赏惩罚的称谓应当归于主观判断。主观的“我”与客观的“彼”又形成一个新的名称，这是名称的明晰运用。如果将贤能与不肖的名称等同于亲近疏远，将善恶的名称等同于奖赏惩罚，混淆了“彼”与“我”的界限而不加以区分，这就是名称的混淆。所以说，名称的运用不可不加以审察。

【解读】这段话进一步阐述了名称的作用，强调名称是区分主客观、检验虚实的关键工具。成功在于名分清晰，失败在于名分混淆。尹文子以“亲贤疏不肖”“赏善罚恶”为例，说明名称应明确区分客观事实（彼）与主观判断（我），避免将二者混为一谈。只有通过审察名称，才能实现名实相符，避免认知与行为的偏差。这体现了“正名”思想的核心，即通过名称的明晰运用来规范社会秩序与治理实践。

【原文】语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复言“好马”，则复连于马矣，则好，所通无方也。设复言“好人”，则彼属于人也，则好非人，人非好也。则好牛、好马、好人之名自离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乱也。

【译文】有人说：“好牛。”又说：“不可不加以审察。”“好”是事物的通用评价，“牛”是事物的具体形态。将通用评价与具体形态结合，是无法穷尽的。如果再说“好马”，那么“好”又与“马”相连；可见“好”是通用的，没有固定对象。如果再说“好人”，那么“好”又与“人”相连；但“好”并不等同于“人”，“人”也不等同于“好”。因此，“好牛”“好马”“好人”这些名称自然就区分开了。所以说，名分不可混淆。

【解读】这段话通过“好牛”“好马”“好人”的例子，说明通用评价（如“好”）与具体事物（如“牛”“马”“人”）之间的关系。尹文子指出，“好”是通用的评价，可以应用于不同事物，但它并不等同于具体事物本身。名称的明晰性在于区分通用评价与具体形态，避免混淆。只有明确名分，才能正确理解事物的本质与属性，从而避免认知上的混乱与偏差。这进一步强调了“正名”的重要性，即通过名称的清晰界定来实现对事物的准确理解与有效管理。

【原文】五色、五声、五臭、五味，凡四类，自然存焉天地之间，而不期为人用，人必用之。终身各有好恶，而不能辩其名分，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徵，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以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

【译文】五色、五声、五臭、五味，这四类事物自然存在于天地之间，并非为人所设，但人必然会使用它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有自己的好恶，却未必能辨明它们的名分。名称应当归于客观事物（彼），而好恶应当归于主观判断（我）。比如，我喜欢白色而厌恶黑色，偏好商音而舍弃徵音，喜欢膻味而厌恶焦味，嗜好甜味而排斥苦味。白、黑，商、徵，膻、焦，甜、苦，这些是客观事物的名称；爱、憎，韵、舍，好、恶，嗜、逆，这些是主观判断的分属。明确了这种名分关系，万事就不会混乱。因此，人们用尺度衡量长短，用容器计量多少，用秤平衡轻重，用音律调节清浊，用名称检验虚实，用法度判定治乱，用简易治理繁杂，用平易驾驭险难，使万事归于统一，百事皆以法度为准则。归于统一，是简化的极致；以法度为准则，是平易的极致。这样一来，即使是愚钝、奸诈、耳聋、目盲之人，也能与聪慧明智者共同治理天下。

【解读】这段话通过五色、五声、五臭、五味等自然现象，阐明了“名”与“分”的关系：名称属于客观事物，好恶属于主观判断。尹文子强调，只有明确区分名分，才能避免混乱，实现有效的治理。通过尺度、容器、秤、音律等工具，人们可以衡量事物的属性；通过名称、法度、简易、平易的原则，可以规范认知与行为。最终，万事归于统一，百事以法度为准则，即使是能力有限的人也能参与治理。这体现了“正名”与“法治”思想的结合，强调通过明晰的名分与统一的法度，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和谐。

【原文】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备能于一人，则贤圣其犹病诸？设一人能备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后之宜，远近迟疾之间，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于治阙矣。全治而无阙者，大小多少，各当其分，农工商仕，不易其业。老农长商，习工旧仕，莫不存焉，则处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于弗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弗为。君子非乐有言，有益千治，不得不言；君子非乐有为，有益于事，不得不为。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故明主不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损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损于事，而不能不为。故所言者，极于儒墨是非之辩；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诛之。

【译文】天下万事不可能由一人全部掌握，如果要求一人具备所有的能力，即使是圣贤也难以做到。假设一个人能处理天下所有事务，能协调前后左右的关系，把握远近快慢的节奏，也必然会有无法兼顾的地方。如果有无法兼顾的地方，治理就会出现缺陷。要实现全面治理而无缺陷，必须使大小事务各得其所，农、工、商、仕各安其业。老农、长商、熟练工匠、资深官员各司其职，那么居于上位的人还需要做什么呢？因此，君子不会谈论那些虽有理却无益于治理的言论，也不会做那些虽有能力却无益于事务的行为。君子并非喜欢多言，而是因为有益于治理，不得不言；君子并非喜欢多行，而是因为有益于事务，不得不为。所以，君子所言不超出名法权术的范围，所行不超出农耕、军阵的领域，专注于实际事务而已。因此，明智的君主不会追求治理之外的道理，而小人却必定谈论事务之外的能力。小人也知道自己的言论有损于治理，却不能不谈；小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有损于事务，却不能不为之。因此，小人所谈论的，无非是儒墨是非的争辩；所做的，无非是固执、虚伪、偏激的行为，只是为了追求名声而已。所以，明智的君主会诛杀这样的人。

【解读】这段话强调了治理的务实性与分工的重要性。尹文子指出，天下事务繁杂，不可能由一人全盘掌握，必须依靠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君子专注于名法权术与农耕军阵等实际事务，避免空谈与无益的行为。而小人则热衷于争辩与虚名，损害治理的实效。因此，明智的君主会摒弃小人的空谈与偏激行为，专注于实际事务，确保治理的有效性与社会的稳定。这体现了务实治理的思想，强调名实相符与分工协作的重要性。

【原文】古语曰：不知，无害于君子；知之，无损于小人。工匠不能，无害于巧；君子不知，无害于治。此信矣。

【译文】古语说：“不知道，对君子并无妨碍；知道了，对小人也无益处。工匠没有某种技能，并不妨碍其精巧；君子不知道某些事情，并不妨碍其治理。”这是确实可信的。

【解读】这段话强调了知识与能力的局限性，指出君子不必无所不知，工匠也不必无所不能。君子的价值在于治理的实际效果，而非知识的广博；工匠的价值在于技艺的精巧，而非技能的全面。尹文子通过这一观点，进一步阐明了务实治理的思想，即专注于核心能力与实际效用，而非追求表面的全知全能。这体现了对名实关系的深刻理解，强调名分与实际能力的匹配，避免因过度追求虚名而偏离治理的本质。

【原文】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放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是以圣人任道以夷其险，文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能鄙不相遗，则能鄙齐功；贤愚不相弃，则贤愚等虑。此至治之术也。

【译文】行善，却使他人无法效仿，这只是独善；展现巧技，却使他人无法学习，这只是独巧，并未达到善与巧的真正境界。行善，应与众人共同实践；展现巧技，应与众人共同掌握，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圣人之治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其独自治理，而在于能与众人共同治理；工匠巧技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其独自精巧，而在于能与众人共同精巧。如今的人，行为追求独显贤能，做事追求独揽能力，辩才力求超群，勇力力求绝众。然而，独行的贤能不足以成就教化，独揽的事务不足以周全实务，超群的辩才无法说服所有人，绝众的勇力无法胜任征战。这四种行为，正是混乱产生的根源。因此，圣人依靠道来化解险阻，依靠文法来理顺差异，使贤者与愚者不相抛弃，能者与鄙者不相遗弃。能者与鄙者不相遗弃，则能者与鄙者可以共同成就功业；贤者与愚者不相抛弃，则贤者与愚者可以共同谋划。这才是至高的治理之术。

【解读】这段话批判了独善独巧的行为，强调善与巧的真正价值在于与众人共享与实践。尹文子指出，圣人治理的可贵之处在于与众人共治，工匠巧技的可贵之处在于与众人共巧。独显贤能、独揽能力、超群辩才、绝众勇力，不仅无法成就教化与实务，反而会成为混乱的根源。因此，圣人通过道与文法化解差异，使贤愚能鄙各尽其用，共同成就功业与谋划。这体现了“共治”与“共享”的思想，强调治理的核心在于协作与包容，而非个人的独断与孤立。

【原文】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心无欲者，制之有道也。

【译文】名称确定，则事物不会争竞；名分明确，则私欲无法横行。事物不争竞，并非因为没有竞争之心，而是因为名称确定，所以无从施展其心；私欲无法横行，并非因为没有欲望，而是因为名分明确，所以无从施展其欲。然而，竞争之心与私欲人人皆有，却能通过名分的规范达到无争无欲的境界。使人心无欲，是因为有道的制约。

【解读】这段话通过“名定”与“分明”阐述了名分对人心与行为的规范作用。尹文子指出，名称的确定与名分的明确可以抑制竞争之心与私欲的泛滥，并非消除这些心理，而是通过制度与规范使其无从施展。最终，通过“道”的制约，人们可以达到无争无欲的境界。这体现了“正名”与“法治”思想的结合，强调通过明确的制度与规范，引导人心向善，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和谐。

【原文】田骈曰：“天下之士，莫肯处其门庭，臣其妻子，必游宦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游于诸侯之朝，皆志为卿大夫，而不拟于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众人逐之，分未定也：鸡豕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则仁智相屈；分定，则贪鄙不争。

【译文】田骈说：“天下的士人，没有人愿意待在家中，侍奉妻子儿女，而一定要游历诸侯的朝廷，是因为利益的驱使。”游历诸侯朝廷的人，都立志成为卿大夫，而不觊觎诸侯之位，是因为名分的限制。彭蒙说：“野外的雉鸡和兔子，众人争相追逐，是因为名分未定；市场上的鸡和猪，却无人争夺，是因为名分已定。”过度追求物质，则仁智之人也会屈服；名分确定，则贪婪鄙陋之人也不会争抢。

【解读】这段话通过田骈与彭蒙的言论，阐明了名分对行为与欲望的规范作用。田骈指出，士人游历诸侯朝廷是为了追求利益，但名分限制了他们的野心，使其只求卿大夫之位而非诸侯之位。彭蒙则以雉兔与鸡豕为例，说明名分未定时人们会争抢，名分已定时则不会争夺。尹文子进一步指出，名分确定可以抑制贪婪与争竞，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持。这体现了“正名”思想的核心，即通过明确的名分规范行为，减少混乱与冲突，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原文】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圆之自转，使不得正；方之自止，使不得转，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着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与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乎？

【译文】圆形的物体转动，并非因为它能转动而转动，而是不得不转动；方形的物体静止，并非因为它能静止而静止，而是不得不静止。因为圆形物体自身的特性使其无法静止，方形物体自身的特性使其无法转动，何必担心事物失去其本分呢？因此，因贤者有用，所以不得不任用；因愚者无用，所以不得不弃用。用与不用，并非由我决定，而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可用与不可用，从而自然实现其作用，何必担心事物的混乱呢？

【解读】这段话通过圆形与方形的比喻，说明事物的特性决定了其行为与作用。尹文子指出，贤者与愚者的用与不用，并非由主观意志决定，而是由其自身的能力与特性决定。只要顺应事物的本性与规律，就能自然实现其作用，避免混乱。这体现了“因势利导”的思想，强调治理应顺应事物的本质，而非强行干预。

【原文】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丑非能丑而丑。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则智好何所贵？愚丑何所贱？则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丑，此为得之道也。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慑，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贵，同而贵之，谓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谓之物。苟违于人，俗所不与；苟忮于众，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为行若一；所好各异，而资用必同，此俗之所齐，物之所饰。故所齐不可不慎，所饰不可不择。

【译文】事物都不能自我成就，不能自知其本质。智者并非因为能智而智，愚者并非因为能愚而愚；美者并非因为能美而美，丑者并非因为能丑而丑。既然事物不能自我成就，不能自知其本质，那么智与美又有什么可贵的？愚与丑又有什么可贱的？因此，智者不能夸耀愚者，美者不能嘲笑丑者，这才是真正的“得道”。道行于世间，贫贱者不会怨恨，富贵者不会骄横，愚弱者不会畏惧，智勇者不会欺凌，这是因为名分已定。法行于世间，贫贱者不敢怨恨富贵者，富贵者不敢欺凌贫贱者，愚弱者不敢觊觎智勇者，智勇者不敢鄙视愚弱者，这是法的作用，但法不及道。世人所共同推崇的，称为“俗”；世人所共同使用的，称为“物”。如果违背了人的本性，世俗不会认同；如果与众人相逆，世俗会共同排斥。因此，人心虽各异，但行为却趋于一致；喜好虽不同，但资源的使用却必然相同，这是世俗的齐同与事物的修饰。所以，齐同不可不慎，修饰不可不择。

【解读】这段话通过“道”与“法”的对比，阐明了名分与规范对社会秩序的作用。尹文子指出，事物的本质并非自我决定，智愚美丑也无贵贱之分，真正的“得道”在于顺应自然，不夸耀、不嘲笑。道行于世时，名分已定，社会自然和谐；法行于世时，虽能约束行为，但不及道的境界。世俗的齐同与事物的修饰虽能统一行为与资源使用，但也需谨慎选择，避免违背人性与自然规律。这体现了“道法结合”的思想，强调治理应顺应自然与人性，同时通过规范实现秩序。

【原文】昔齐桓公好衣紫，阖境不鬻异彩；楚庄爱细腰，一国皆有饥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乱之所由也。故俗苟，必为治以矫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检之。累于俗、饰于物者，不可与为治矣。昔晋国苦奢，文公以俭矫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无几时，人皆大布之衣，脱粟之饭。越王句践谋报吴，欲人士勇，路逢怒蛙而轼之；比及数年，民无长幼，临敌，虽汤火不避。居上者之难，如此之验。

【译文】从前，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于是全国都不卖其他颜色的布料；楚庄王喜爱细腰，于是全国的人都饿得面黄肌瘦。上位者的喜好是引导下位者的关键，也是治乱的根本原因。因此，如果风俗败坏，必须通过治理来纠正；如果物质过度泛滥，必须建立制度来约束。那些被世俗拖累、被物质迷惑的人，无法参与治理。从前，晋国苦于奢侈，晋文公用节俭来纠正，于是自己不穿双层丝绸，不吃两种肉食；没过多久，全国人都穿粗布衣服，吃糙米饭。越王勾践谋划报复吴国，想要激励士兵的勇气，路上遇到一只愤怒的青蛙，便扶轼致敬；几年后，百姓无论长幼，面对敌人时，即使赴汤蹈火也不退缩。居于上位者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解读】这段话通过齐桓公、楚庄王、晋文公和越王勾践的例子，说明上位者的行为对下位者的深远影响。尹文子指出，风俗的败坏与物质的泛滥需要通过治理与制度来纠正，而上位者的表率作用至关重要。晋文公用节俭纠正奢侈，越王勾践用行动激励勇气，都体现了上位者的示范作用对社会风气的塑造。这强调了“上行下效”的道理，说明治理的核心在于上位者的自律与引导，以及通过制度规范来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和谐。

注：“路逢怒蛙”是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上》的一个典故，用来比喻上位者的行为对下位者的深远影响。这个典故的具体背景是越王勾践为了复仇吴国，采取了一系列激励士气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路逢怒蛙而轼之”。

越王勾践在谋划报复吴国时，为了激励士兵的勇气，采取了非常独特的方式。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只愤怒的青蛙（“怒蛙”），青蛙鼓起肚子，表现出一种勇敢无畏的姿态。勾践看到后，立即下车向青蛙致敬（“轼之”，轼是古代车前的横木，这里表示下车行礼）。他的随从不解，问他为什么要对一只青蛙行礼。勾践解释说，这只青蛙虽然弱小，但它敢于表现出愤怒和勇气，这种精神值得尊敬。

勾践通过这一行为，向全国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使是微小的生物，只要表现出勇敢的精神，就值得尊重。这种态度激励了越国的士兵和百姓，几年之后，越国的百姓无论长幼，面对敌人时都表现出极大的勇气，甚至愿意赴汤蹈火，不畏生死。

【原文】圣王知民情之易动，故作乐以和之，制礼以节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礼乐独行。礼乐独行，则私欲寝废；私欲寝废，则遭贤之与遭愚均矣。若使遭贤则治，遭愚则乱，是治乱续于贤愚，不系千礼乐。是圣人之术，与圣主而俱没；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则乱多而治寡。乱多而治寡，则贤无所贵，愚无所贱矣。

【译文】圣王深知民情容易波动，因此制作音乐来调和民心，制定礼仪来节制行为。在下位者不得放纵私欲，所以礼乐得以独行。礼乐独行，则私欲逐渐消退；私欲消退，则无论遇到贤者还是愚者，治理效果都相同。如果遇到贤者则国家得治，遇到愚者则国家混乱，那么治乱就取决于贤愚，而与礼乐无关。这样一来，圣人的治国之术会随着圣主的去世而消失；治世之法也会随着时代的更替而被废弃，导致乱世多而治世少。乱世多而治世少，则贤者不再被看重，愚者也不再被轻视。

【解读】这段话强调了礼乐制度对治理的重要性。尹文子指出，圣王通过礼乐调和民心、节制私欲，使治理不依赖于个人的贤愚，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如果治乱完全取决于贤愚，那么圣人的治国之术将难以传承，治世之法也会随时代更替而失效，导致乱世多于治世。因此，礼乐制度的核心在于通过规范与教化，使社会秩序不依赖于个人能力，从而实现长治久安。这体现了“制度优先”的思想，强调治理的根本在于建立稳定的制度，而非依赖个人的贤能。

【原文】处名位虽不肖下愚，物不疏已。亲疏亲乎势利，不系于不肖与仁贤，吾亦不敢据以为天理，以为地势之自然者尔。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今以礼义招仁贤，所得仁贤者，乃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触地是焉。故曰：礼义成君子，君子未必须礼义；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无名利。

【译文】即使身处名位的是不贤德的愚钝之人，他们也不会被外物疏远。亲疏关系取决于权势利益，而不取决于个人的贤愚或仁德。我不敢将此视为天理，只认为是社会现实的自然状态。如今天下间，不贤者众多，仁德贤能者稀少。趋利之心在不贤者中尤为强烈，而廉耻之心在仁贤者中更为突出。若用礼义招揽仁贤，所得仁贤者万中无一；若以名利招揽不贤者，所得不贤者遍地皆是。因此说：礼义能成就君子，但君子未必需要礼义；名利能约束小人，但小人不能没有名利。

【解读】这段话是批判社会现实中权势利益主导人际关系的现象，揭示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质。尹文子指出，礼义虽能培养君子，但君子本身未必依赖礼义行事；而治理小人则必须利用名利，因为小人本性难改。这种对人性与社会规则的冷静观察，既承认道德理想的局限，也强调现实治理需因势利导，体现了战国时期法家与道家思想的融合。其观点融合了黄老学派“道法自然”与法家“以名稽虚实”的实践主张，反映了稷下学宫兼容并蓄的学术特色。

【原文】庆赏刑罚，君事也；守职效能，臣业也。君科功黜陟，故有庆赏刑罚；臣务慎所任，故有守职效能。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名正而法顺也，接万物使分，别海内使不杂。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此仁君之德，可以为主矣。守职分使不乱，慎所任而无私，饥饱一心，毁誉同虑，赏亦不忘，罚亦不怨。此居下之节，可为人臣矣。

【译文】庆赏刑罚，是君主的事务；恪守职责、发挥才能，是臣子的本分。君主考核功绩、升降职位，因此有庆赏刑罚；臣子致力于谨慎履职，因此有恪守职责、发挥才能。君主不可干预臣子的本分，臣子不可侵犯君主的事务。上下互不侵扰，称为“名正”，名正则法顺，从而区分万物、使天下秩序井然。遇到侮辱而不觉耻辱，受到推崇而不骄傲，禁止暴行、平息战争，解救世间的争斗。这是仁君的德行，可以成为君主。恪守职责、安守本分而不乱，谨慎履职而无私，无论饥饱都一心为国，无论毁誉都同样思虑，受赏时不骄纵，受罚时不怨恨。这是臣子的节操，可以成为人臣。

【解读】这段话通过“君”与“臣”的职责划分，阐明了“名正法顺”的重要性。尹文子指出，君主与臣子各有其职，上下互不侵扰，才能实现名正法顺，使万物各得其所、天下秩序井然。仁君以德行治国，禁暴止争；臣子以节操履职，无私无怨。这体现了“名分”与“职责”的核心思想，强调上下各司其职、互不越界，是实现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基础。

【原文】世有因名以得实，亦有因名以失实。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已能用强也，其实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试之，中阙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悦之。然则宣王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九石。三石，实也；九石，名也。宣王悦其名而丧其实。

【译文】世上有因名而得实的情况，也有因名而失实的情况。齐宣王喜欢射箭，喜欢别人说自己能拉强弓，实际上他用的弓不过三石力，却拿来给左右侍从看，左右侍从都拉弓试力，拉到一半就停下来，都说：“这弓不下九石力，除了大王，谁能拉得动？”宣王因此很高兴。然而，宣王用的弓不过三石力，却终身自以为能拉九石力。三石力是实，九石力是名。宣王因喜好虚名而失去了真实。

【解读】这段话通过齐宣王的例子，揭示了“名”与“实”的关系。尹文子指出，追求虚名可能导致失去真实，齐宣王因左右侍从的奉承而误以为自己能拉九石力的弓，实际上只能拉三石力。这体现了“名实不符”的危害，强调名分应与实际相符，否则会导致认知偏差与行为失误。这进一步强调了“正名”的重要性，即通过名实相符来实现对事物的准确理解与有效管理。

【原文】齐有黄公者，好谦卑。有二女皆国色，以其美也，常谦辞毁之以为丑恶，丑恶之名远布，年过而一国无聘者。卫有鳏夫，时冒娶之，果国色，然后曰：“黄公好谦，故毁其子不姝美。”于是争礼之，亦国色也。国色，实也；丑恶，名也。此违名而得其实矣。

【译文】齐国有一位黄公，喜欢谦卑。他有两个女儿，都是国色天香，但因为她们太美，黄公常常用谦辞贬低她们，说她们丑陋，于是“丑陋”的名声远播，过了适婚年龄，全国无人来聘娶。卫国有一个鳏夫，当时贸然娶了其中一个女儿，发现她果然是国色天香，于是说：“黄公喜欢谦卑，所以贬低自己的女儿，说她们不美。”于是人们争相以礼相待，发现她们确实是国色天香。国色天香是实，“丑陋”是名。这是违背虚名而得到了真实。

【解读】这段话通过黄公的例子，揭示了“名”与“实”的背离。黄公因过度谦卑而贬低女儿的美貌，导致她们因“丑陋”的虚名而无人问津，直到有人发现真相，才得以正名。尹文子借此说明，虚名可能掩盖真实，但真实终会显现。这体现了“名实相符”的重要性，强调名分应与实际一致，否则会导致误解与不公。同时，也提醒人们不要被虚名所迷惑，应追求真实的价值。

【原文】楚人担山雉者，路人问：“何鸟也？”担雉者欺之曰：“凤凰也。”路人曰，“我闻有凤凰，今直见之。汝贩之乎？”曰：“然。”则十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将欲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献楚王。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凤凰，贵欲以献之，遂闻楚王，感其欲献于已，召而厚赐之，过于买鸟之金十倍。

【译文】楚国有个挑着山雉的人，路人问他：“这是什么鸟？”挑山雉的人骗他说：“这是凤凰。”路人说：“我听说过凤凰，今天终于见到了。你卖吗？”挑山雉的人说：“卖。”路人出价十金，挑山雉的人不卖；路人请求加倍，才卖给了他。路人想将“凤凰”献给楚王，但过了一夜，鸟死了。路人顾不上心疼钱，只遗憾没能献给楚王。国人纷纷传言，都以为那是真凤凰，觉得珍贵，想献给楚王，于是消息传到楚王耳中。楚王被路人想献凤凰的心意感动，召见他并厚厚赏赐，赏金超过买鸟的十倍。

【解读】这段话通过“山雉冒充凤凰”的故事，揭示了虚名与真实的关系。挑山雉的人用虚名欺骗路人，路人因迷信“凤凰”的名声而高价购买，最终虽未献成，却因虚名获得厚赏。尹文子借此说明，虚名可能掩盖真实，甚至带来意外的好处，但也可能导致误解与浪费。这体现了“名实不符”的危害，提醒人们不要被虚名迷惑，应注重事物的真实价值。

【原文】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宝玉径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邻人。邻人阴欲图之，谓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一复之。”田父虽疑，犹录以归，置于庑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称家大怖，复以告邻人。曰：“此怪之征，遄弃，殃可销。”于是遽而弁于远野。邻人无何盗之，以献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贺王得此天下之宝，臣未尝见！”王问价，玉工曰：“此玉无价以当之。五城之都，仅可一观。”魏王立赐献玉者千金，长食上大夫禄。

【译文】魏国有个农夫在田野耕作时，发现了一块直径一尺的宝玉，但他不知道这是玉，便告诉了邻居。邻居暗中想占有这块玉，对他说：“这是块怪石，留着对家里不利，不如放回原处。”农夫虽然怀疑，但还是把玉带回家，放在屋檐下。当晚，玉发出光芒，照亮了整个房间，农夫一家非常害怕，又去告诉邻居。邻居说：“这是怪异的征兆，赶紧扔掉，灾祸才能消除。”于是农夫急忙把玉扔到了远处的荒野。邻居不久后偷偷把玉捡走，献给了魏王。魏王召来玉工鉴定，玉工一看到玉，立刻拜了两拜，站起来说：“恭喜大王得到这件天下至宝，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玉！”魏王问玉的价值，玉工说：“这块玉无价，即使用五座城池也只能看一眼。”魏王立刻赏赐献玉的邻居千金，并让他长期享受上大夫的俸禄。

【解读】这段话通过“农夫得玉”的故事，揭示了名实关系与人性贪婪。农夫因不识宝玉而轻信邻居的谎言，邻居则利用虚名与欺骗占有了宝玉，最终因献玉获得厚赏。尹文子借此说明，虚名与欺骗可能掩盖真实价值，甚至带来不义之财，但也暴露了人性的贪婪与不公。这体现了“名实不符”的危害，提醒人们应注重事物的真实价值，避免被虚名与欺骗所迷惑。

【原文】几天下万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诬。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虽常是，有时而下用，非虽常非，有时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兴废，翻为我用，则是非焉在哉？

【译文】天下万事万物，皆有是非对错，我不敢妄加歪曲。对的通常是对的，错的通常是错的，这也是我所相信的。然而，对的虽然通常是对的，但有时却不被采用；错的虽然通常是错的，但有时却必须实行。因此，采用对的却可能失败，实行错的却可能成功。是非的道理虽然不同，但兴衰交替，反而为我所用，那么是非究竟在哪里呢？

【解读】这段话探讨了“是非”的相对性与复杂性。尹文子指出，虽然是非对错有其普遍标准，但在实际运用中，对的未必被采用，错的未必被摒弃，甚至有时实行错的反而成功，采用对的却失败。这说明是非并非绝对，而是随着情境与时机变化而变化。关键在于灵活运用是非之理，适应实际需求，而非拘泥于固定的标准。这体现了对“是非”的辩证思考，强调实践中的灵活性与变通性。

【原文】观尧、舜、汤、武之成，或顺或逆，得时则昌；桀、纣、幽、厉之败，或是或非，失时则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战于泓，公子目夷曰：“楚众我寡，请其未悉济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不鼓不成列，寡人虽亡国之余，不敢行也。”战败，楚人执宋公。

【译文】观察尧、舜、商汤、周武王的成功，有的顺应时势，有的逆势而行，但都因得时而昌盛；桀、纣、周幽王、周厉王的失败，有的做对了，有的做错了，但都因失时而灭亡。五霸的君主也是如此。宋襄公与楚军在泓水交战，公子目夷说：“楚军兵多，我军兵少，请在他们还未完全渡河时进攻。”宋襄公说：“不行。我听说不能攻击未列好阵的敌人，我虽是亡国之后，也不敢这样做。”结果宋军战败，楚军俘虏了宋襄公。

【解读】这段话通过历史事例，揭示了“时势”对成败的决定性作用。尹文子指出，尧、舜、汤、武的成功与桀、纣、幽、厉的失败，并非单纯取决于是非对错，而是与是否顺应时势密切相关。宋襄公因拘泥于“仁义”之名，不顾实际时势，最终导致失败。这体现了“名实”与“时势”的关系，强调治理与决策应顺应时势，而非固守虚名或教条。

【原文】齐人弑襄公，立公孙无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纠奔鲁，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无知被杀，二公子争国，纠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齐人立之。既而使鲁人杀纠，召忽死之，征夷吾以为相。晋文公为骊姬之谮，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赂秦以求反国，杀怀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于执，二君不正，霸业遂焉。

【译文】齐国人杀了齐襄公，立公孙无知为君。召忽和管仲（夷吾）护送公子纠逃到鲁国，鲍叔牙护送公子小白逃到莒国。不久，公孙无知被杀，两位公子争夺君位。公子纠本应继位，但公子小白先回到齐国，因此齐国人立他为君。随后，小白迫使鲁国人杀了公子纠，召忽为此自杀，管仲被征召为相。晋文公因骊姬的谗言，流亡十九年，晋惠公去世后，他贿赂秦国以求回国，杀了晋怀公而自立为君。这三位君主中，宋襄公正直却被俘，齐桓公和晋文公虽不正，却成就了霸业。

【解读】这段话通过齐桓公、晋文公和宋襄公的事例，揭示了“名实”与“时势”对成败的影响。尹文子指出，宋襄公虽正直却因拘泥于“仁义”之名而失败，齐桓公和晋文公虽手段不正却因顺应时势而成就霸业。这说明治理与决策不应拘泥于虚名或教条，而应灵活应对时势，注重实际效果。这体现了对“名实”与“时势”的辩证思考，强调治理的核心在于实效与变通。

【原文】己是而举世非之，则不知己之是；己非而举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然则是非随众贾而为正，非己所独了。则犯众者为非，顺众者为是。故人君处权乘势，处所是之地，则人所不得非也。居则物尊之，动则物从之，言则物诚之，行则物则之，所以居物上御群下也。

【译文】自己认为对的，但全世界都反对，就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对；自己认为错的，但全世界都赞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错。因此，是非的标准是随众人的评价而定，并非自己独自能判断。于是，违背众人意愿的就是错的，顺应众人意愿的就是对的。所以，君主掌握权力、利用时势，站在众人认为对的位置上，别人就无法反对他。静处时，万物尊崇他；行动时，万物追随他；说话时，万物信服他；行事时，万物效仿他。这就是他能够居于万物之上、驾驭群臣的原因。

【解读】这段话探讨了“是非”的主观性与社会性。尹文子指出，是非的标准往往取决于众人的评价，而非个人的独立判断。君主通过掌握权力与顺应时势，站在众人认同的位置上，就能获得权威与支持。这体现了“名实”与“众意”的关系，强调治理应顺应社会共识与众人意愿，而非固守个人判断。同时，也揭示了权力与权威的来源，即通过顺应众意与掌握时势来实现有效治理。

【原文】国乱有三事：年饥，民散无食以聚之则乱；治国无法则乱；有法而不能用则乱。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国不治，未之有也。

【译文】国家混乱有三种原因：一是灾荒之年，百姓流离失所，没有粮食来聚集他们，就会混乱；二是治理国家没有法度，就会混乱；三是有法度却不能执行，就会混乱。如果有粮食聚集百姓，有法度并能执行，国家却得不到治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解读】这段话总结了导致国家混乱的三大原因：灾荒、无法、有法不执行。尹文子指出，粮食是聚集民心的基础，法度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二者缺一不可。只要具备粮食与有效执行的法度，国家必然得到治理。这体现了“名实相符”与“法治”思想的核心，强调治理的根本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与严格执行制度，而非空谈理论或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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