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天经时期，还有组织编写翻译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学译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接下来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崇祯历书》。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

“改修日法事务，尔宜广集众长，虚心采听，因数察理。……，西法不妨于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用人必求其当，制象必核其精”[1]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明朝政府开始了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在徐光启看来，理想的修历并非仅仅是为了历法本身，而是：

“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干，不止集星历之大成，兼能为万务之根本”。[2]

《崇祯历书》正是按照这样的目标来编写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这是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各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二，法数，这是天文学、数学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学计算所必须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第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第五，会通，中国的传统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为了实现“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丛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法中是绝无仅有的。

崇祯历书采用了西方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经纬度，引入球面三角形，区分冬至点和日行最速点，引入蒙气差校正，采用黄道圈为基本大圆的黄道坐标系统，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成就，在当时世界，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法不妨于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

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教授的评价：“《崇祯历书》是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3]，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引用如下：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

“《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4]

明亡以后，曾参与编写《崇祯历书》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把《崇祯历书》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清政府。此人在清统治下也并未得到善终，1664-1669历狱中被控以各种罪名，差点被凌迟处死，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摧残。最后虽放出，但也终于在1666年因经不起折腾而一命呜呼。

徐光启关于历法，关于科学的宏大规划，长远设想在清统治下自然全盘落空。所谓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连翻译都寥落，会通超胜更无从谈起。清朝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钦天监”这个职位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清也根本不愿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排斥心理，他们宁愿用西方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织编写的“法原”，在清愚昧的统治下，丝毫未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自然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用江晓原的话说：

“《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天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5]

上面江晓原这段话里应该该把“我们”换成“清政权”，因为这落后的恶果完全是清朝愚昧的统治所致，完全无须用“我们”来为清朝统治者推卸责任。事实证明，明朝时期中国是完全有能力克服自身文明的不足，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发展。“力求汇通”不仅是徐光启本人的意思，而且是当时明朝主流士大夫的意思，也是崇祯皇帝的意思。

前面提到了汤若望在清统治下，受历狱折磨，最后死于非命。这里有必要再详细介绍一下。历狱起于杨光先对西方历法的攻击，杨光先此人本无足道,据利类思等传教士的记载，此人“在故明时以无籍建言，希图幸进，曾经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6]。他本是明朝官吏，明亡之后投靠清廷，阿谀颂圣，肉麻无比，成为一条道地的汉奸走狗。此人做汉奸之后，还偏以卫道士自居（看一下明末历史就可以发现，能积极研究西方科技的明朝知识分子，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或誓死和清抗争，没死的也多成明遗民，不与清廷合作；反倒是那些僵化守旧者成汉奸的不少）。就是这样一个在明代不为人所齿的跳梁小丑，在清治下却开始掀风弄浪。

在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7]

最后的结果，汤若望被找个借口放了出来，虽被放出，但经此番摧残虐待，还是一命呜呼了。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凌迟的凌迟，斩头的斩头。徐光启在崇祯年间培养的一大批汉人数学天文专家，被杀灭扫荡干净。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1633年，徐光启逝世后，特意把历局的工作交代给了李天经。所以明代官方天文局的工作，在徐光启之后就是李天经负责，李天经同样是一位出色卓越的人才，他在徐光启逝世以后，很好的完成了《崇祯历书》这一巨著余下部分的整理统筹编写工作。1644年清廷占据北京，李天经作为徐光启的接班人，自不会为清政权效力，毅然弃官回家（可以和杨光先这种小丑做一下对比）。李天经是1659年死的，可以想象，如果他没有弃官，又活到康熙三年的话，也难逃清朝毒手。

康熙八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又要处死杨光先，但因其年老，看在他确实是给清卖命效忠的份上，把他赶回家，最后还是死于回家路上。在清的统治下，历法之争变成了生死之争，胜利的人就能活，失败的人就要死。在这样的气氛下，无论胜利的是哪一方，最后的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就是科学的彻底停滞。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崇祯时期，难道就没人反对西方历法吗？当然有的！当时有个平民魏文魁，他自己研究历法，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献给朝廷，并且和徐光启进行了辩论。崇祯皇帝没有象清朝那样用行政手段来干涉。魏文魁不是觉得自己的历法好么？那好，明朝政府就干脆为他设立一个历法机构，和徐光启组织领导的西法历局，还有原来的大统历局，还有回回历局，一共是四家机构，大家平等竞争，公开辩论。这样有魄力的举措，即便是几百年后的现在看了，也不得不叫好！

众所周知，科学的进步，很达程度上来源于不同理论上的彼此争鸣，互相辩论讦难。旧的理论被推翻了，新的理论产生了，而新的理论本身又需要接受其他不同的理论的挑战质疑，只有这样，科学的发展才有活力，也才有可能不断的前进。象清朝那样，制造恐怖气氛，即使暂时胜利的是较为正确的理论，但这理论也会缺乏挑战质疑，而停步不前，从而变的过时落伍。

《崇祯历书》从明末同步于西方，到清统治下，又因停滞，落后西方两百年，这样的事实足能说明问题了！当徐光启面对魏文魁的质疑反对，不但不厌恶反感，相反在辩论的同时，还欢迎他加入到研究中来，希望他能提出更多的质疑，崇祯皇帝也并不因为徐光启是明朝高级官员、内阁大臣，而魏文魁不过是一个布衣平民而对他鄙夷不屑，相反为他专门设立一个历局，用实践来证明他的错误。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气量，对比清朝鼠目寸光愚昧而又喜自我吹嘘的康熙，相距真是不啻千里。

江晓原在他的文章《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这一段描述是颇精彩的：

李天经于1633年徐光启去世后接替其领导历局之职，也无形中继承了徐光启作为“西法”代表人物的身份。魏文魁本是布衣，他全力攻击“西法”，一时也颇有影响。“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其时外有满清叩关，内有李白成、张献忠辈问鼎，当此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之际，却能有如此一番天文学说的争鸣繁荣，很值得玩味。[8]

正如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所说：

“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

“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9]

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气氛中，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组织的历法变革征服了人心。“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叙述了他们如何从一开始对新法的怀疑，到成书百万言阅读之后的疑信参半，再到理论预言和实测日食月食数据精确吻合后的折服，断言《崇祯历书》“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10]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拿出来说，前面已提到“明朝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那么到了清朝，情况又如何呢？

尚智丛《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11]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清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另一张表格列举了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主要著述[12]，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重要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

《寰宇始末》王丰肃 1637年出版

《寰有诠》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

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

历法：

《五纬历指》 罗雅谷 1637年 《崇祯历书》中的一部 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

天文仪器：

《表度说》 熊三拔 1611年

《远镜说》 汤若望 1626年

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地球知识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

《职外方纪》 艾儒略 1623 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

《性学粗述》艾儒略 1637年

《主制群征》汤若望 1636年

几何学：

《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 1613年

算术:

《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绍西方算术，笔算

测量学:

《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 1607年

工程与机械:

《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 1634年 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 1612年

逻辑学与方法论：

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 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

《仪象志》和《仪象图》 南怀仁 1674年

地理知识：

《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 1674年

动物习性：

《狮子说》 利类思 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清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从涉及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值得注意的是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然而到了清治下，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13]。

我们注意到历狱发生在1664年，而从1644年到1661年，汤若望和清顺治相处的是非常好的，从客观条件上说，并无限制汤若望从事译著的因素。那为何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一本象样的作品都没有呢？这就涉及我前面曾经说过的一个原因，西方传教士来华根本目的是传播宗教，而非科技。在明代，他们之所以大量参与到科技著作的译介活动中，是应中国知识分子和明朝政府要求不得不如此。否则无法引起士大夫兴趣，甚至无法立足。而到了清，条件全变了，可以直接笼络清头目，为他们传播宗教打开方便之门，大部分人当然就没动机再传播科学。且在清的残暴统治下，有独立人格的士大夫阶层消亡，能见的都是奴才，很难有对科学的热情与兴趣。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清中前期，从事翻译编写科技著作的人如此稀少的原因。

我们分析利马窦在明代的经历，足能说明问题。一开始他为传教而传教，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策略，宣扬西方科技，马上就改变了处境，获得大批士大夫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

“他无师自学了欧几里得的第一卷。他不断向利玛窦神父请教几何学问题，当他的老师告诉他不要占用别的学生的时间时，他就去工作和用中文印刷自己的教科书” [14]

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和异端辩论时，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15]，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意图并不在此。

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徐光启认为“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16]，数学在徐光启看来绝非仅仅只是满足眼前修历之需。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后，曾两次担任过内阁首辅，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说：“西方诸君子而犹世局中人也，是者种种有用之学，不乃其秘密家珍乎？亟请之，往往无吝色，而有怍色，斯足以窥其人矣。”[17] 徐光启找了个理由，说传教士可能重视道德甚于技术，所以才如此，某种程度上也是用委婉的态度表示不满了。

[1]增订徐文定公集.卷首下.九月十三日上敕谕文定曰.许顺兴印刷所承，1933：34-35

[2]徐光启集.下册.王重民辑校.中华书局，1963：377

[3]江晓原.徐光启与《崇祯历书》//宋浩杰主编.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9

[4]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9-30

[5]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 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2

[6]章开沅主编.清通鉴.第1册.岳麓书社，2000：611

[7]清通鉴.第1册.547

[8]江晓原. 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01):47-52+46

[9]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20、825

[10]江晓原. 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01):47-52+46

[11]尚智丛.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 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124

[12]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 50-51

[13]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 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165

[14]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47.

[15]同上

[16]徐光启.刻同文算指序//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译著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648.

[17]徐光启.泰西水法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