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式廓先生绘画作品欣赏（一）：大型素描《血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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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5月23日，在巩县农村，29天连续作画74幅的王式廓，突发脑溢血，倒在自己的画架旁，粗大的手还紧紧地握着一把画笔。一代名师静静地走了，人们痛惜这茫茫苍穹中一颗巨星的殒落。

综观王式廓的艺术生涯，从巨星升起到陨落的弧线，正反映了一段现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坎坷艰辛历史。这条壮美的弧线表现了巨星的高度，也蕴藏着艺术发展的规律和深刻的教训。从王式廓的生平历史与艺术实践中去探寻，人们就可以发现这弧线的奥秘与轨迹，剥离出其合理的内核，体悟艺术生命的真正本源，摸索“中华文艺复兴”途径的去向。

《血衣》是王式廓呕心沥血浇灌出的代表作。这一规模宏伟的艺术工程，开始于1950年，前后历时23载，包括10年间为《血衣》创造的百余幅人物素描系列作品及1959年完成的大型素描作品《血衣》，包括以后陆续完成的73幅油画人物肖像等系列和最后未能完成的大型油画《血衣》。

壮志未酬，王式廓就突然发病倒在了为《血衣》创造的双人肖像面前。因此，《血衣》是一部“未完成的交响乐”。《血衣》问世后数十年风风雨雨，历史的检验已经证明了它是一部中国农民民主革命的颂歌与史诗，是一座农民土地革命的纪念碑，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中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与经典性作品。《血衣》系列作品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和丰富的审美价值，代表了中国现实主义绘画艺术达到的历史高度。

《血衣》及人物素描系列作品的创造成功，奠定了王式廓艺术大师的历史地位。

1950年，北京郊区掀起土改运动。徐悲鸿先生给周总理写信，要求允许艺专师生参加。周总理支持徐先生的要求，由柴泽民同志作动员报告，于是，艺专同学及部分教师分别参加了西郊蓝靛厂和南郊大红门等村的土改运动。艾中信、董希文、李桦、叶浅予、戴泽、韦启美等许多老师和同学一起参加了工作组，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王式廓等教师因为忙于与华大三部合并成立中央美院的事，没有直接分配到各组，但也积极参加了许多土改斗争活动，徐悲鸿先生就曾下乡看望师生，并且参加了在大红门村举行的斗争恶霸大会。

1950年京郊土改的切身体会，成为王式廓酝酿《血衣》的直接契机。从此，他开始构思直接表现土改的创作。随后，王式廓参加土改参观团到湖南，搜集了许多有关资料。以后，有关《血衣》的创作冲动一直在他心里汹涌，每次下乡工作或带学生到农村实习，都要为这张画搜集素材，充实构思。夫人吴咸深情地回忆王式廓创作《血衣》的艰辛历程：“他画《血衣》，确实是绞尽了脑汁。一画起来就忘了一切。给他一杯茶水，经常是凉了又换，换了又凉。吃饭时常是在画前端着饭碗站着吃，一面思索一面吃，一顿饭吃完，要问他吃的是什么，往往是摇摇头答不出来。”

1953年王式廓绘制的第一张草图还没有“血衣”这个情节。同年，去山东莒县，搜集了许多农民形象。1954年在土改资料和一本连环画上看到血衣这个故事，从而找到了展开画面情节的一把钥匙，绘制了一个妇女举起血衣为中心的草图。绘制了《双目失明老妈妈》习作之一、《农村儿童》等作品。1955年，他阅读了《暴风骤雨》，周立波塑造的赵玉林这样一个苦大仇深、革命最坚决的典型形象，在《血衣》里再现出来。创作了第二幅草图。画了《双目失明老妈妈》习作之二、《持地契的老农》等作品。同年赴京郊来广营村深入生活，画《青年农民》、《妇女》等。1956年，带学生至河北涞水龙安村，画《血衣》习作：《柱棍老农》之一、之二、《控诉者妇女》之一、之二等。同年又去河北晋县继续搜集素材，画《残废者》之一、之二。1958年创作《血衣》草图之三，定稿、制作《血衣》黑白关系及透视设计效果图，画《地主》形象之一、之二。

1959年画《控诉者妇女》之二、之四，《残废者母亲》之二、之三。《村干部》、《青年农民》等习作。同年5月，大型素描《血衣》终于在京郊模式口美院油画系简易画室开始上画布。9月，在中央美院附中4楼画室最后完成。参加了建国10周年画展。

1969年文革中坚持创作《血衣》油画稿。1973年在劫难中制定创作计划，第一项就是“完成真人大小的油画《血衣》”。4月，接受革命博物馆任务，开始油画《血衣》创作。23日去河南安阳及巩县搜集素材，画人物及风景写生。5月到达巩县康店，22日一天，上午画油画肖像，中午画素描肖像，下午又画双人油画肖像，突发脑溢血，持笔倒在画架旁，抢救无效，在5月23日逝世。总计在河南29天，日夜劳作，画了素描油画70多幅，王式廓真正是与命运争抢时间，用生命铸造《血衣》。

《血衣》凝聚了王式廓23年的心血，他两次参加土改，4次到冀鲁豫及京郊农村深入生活。他4次构图完成大型素描《血衣》，最后，又开始进行更大篇幅的油画《血衣》的创作。为此，他为这幅巨型作品上的数十个出场人物都作了精密的思考，为其中的十几个主要角色反复作了创作性习作，一次次深入刻划塑造，数量之大已很难精确统计。这大量的艺术劳动，还是在一种极不安定、甚至不正常的境况下进行的。王式廓并非职业画家，大量的教学任务，繁重的社会工作，多病的身体特别是反右、文革等几次运动的严重冲击，时间的消耗、身体心理上的伤害，不能不对艺术家的精力与心态产生极大的干扰。王式廓正是背着这样沉重的负担，凭着艺术家的良心与挚爱，不断把艺术心血注入作品之中。

那是1959年炎热的夏天，王式廓奋力争取在国庆10周年时完成《血衣》素描，京郊模式口美院的简陋画室实在太热，灼人的阳光直射进来，王式廓在巨幅画布前简直无法工作，但他在闷热难熬的条件下仍坚持完成了几张习作，当他在那幅《持血衣控诉者头部习作之四》上题写了“五九年夏王式廓作于首都”之后，画家和模特都已是精疲力尽大汗淋漓了。王式廓只得借用美院附中画室继续工作。画室处于楼顶层，仍旧较热，而那长长的楼梯，对一个有心脏病的老画家更是不小的考验。上楼途中两次停下来喘气，那时附中的同学们，经常可以从敞开的门缝中看到这位大画家汗流浃背地在画布前挥笔作画的情景。

如果从1930年进入山东爱美高中算起，王式廓的艺术生涯不过43年，而《血衣》一画占据了23年光阴。《血衣》的确是画家以毕生心血浇铸成的一朵艺术奇葩。

自从1950年参加京郊土改之后，斗争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就在王式廓心中不断闪现。他们跃跃欲试，呼之欲出，似乎个个都会顺着画笔走出画面。阵阵涌现的感情冲动，常使画家激动不已。他几次动手勾画草图，探索如何表现这一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壮举，为了深入研究理解土地革命的本质与意义，他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他认真地研究领会文件、资料。现在他家中仍然保存着一本当年晋冀鲁豫解放区土纸油印、自己装订成册的《土地法大纲》。他首先力图使自己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宏观、从理性上掌握土地改革的本质：数亿农民自觉坚定和有组织地向几千年来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剥削阶级展开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根据这一中心思想的要求，他认为选择运动发展的高潮，群众基本发动起来，敢于控诉和斗争地主这一情节，比选择其他情节如表现访贫问苦等更能反映这一运动的全貌，显示斗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也更便于表现觉醒了的农民的翻天覆地的威力。通过这一情节既能揭示农民在封建地主重压下的痛苦和仇根，又可以预示斗争胜利的前景。王式廓说：“主题已明确，也找到揭示主题的主要环节，许多人物形象也已经在头脑中涌现出来，并且还设想了一些人物的组合和个别细节。于是我就试探着勾了几张草图，可是结果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个别人物形象的细节安排恰当与否，而在于我还没有在绘画艺术形象上找到最关键的能够打开主题思想之门的钥匙。因此，构思过程不得不停滞下来。可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这把钥匙的机会，后来终于在土改资料和一本连环画上发现了血衣的故事。我当即认出了‘血衣’——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一把钥匙，并且决定以《血衣》作为这幅画的题名。”以血衣来控诉，这一情节不仅是形象地、有力地、适合于绘画表现的，同时还可以把画家平时酝酿的其他情节连贯起来，成为展示主题的引子。

找到钥匙，全局皆活。为什么钥匙这样重要？王式廓认为：“造型艺术是视觉艺术，它不能使人物说话和行动，而只能表现一个静止的瞬间。只能使观众从画面上的情节、人物关系、表情，联想事态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作者的主题思想是通过作品的艺术形象来体现的，抓不住一个典型的、可视的角度和瞬间，作者的主题思想就不能明确、准确地表达出来。”

《血衣》中以母亲手持血衣控诉地主的典型情节和瞬间，形象地向观众表明，身受三座大山压榨的奴隶，已经站立起来了。她那向后扭转的体态，是一个明确的表情，一种肢体语言，饱含辛酸与仇根。而血衣本身正是历史的铁证，是对封建阶级的无情揭露，也说明当年的奴隶敢于保存血衣，早已孕育着反抗。这一切都是形象的、一目了然、不须文字说明介绍的。这一“瞬间”和“钥匙”，还预示着事态的发展，觉醒了的奴隶将冲破旧制度的缺口，在解放的路上迅跑。总之，这一“瞬间”承上启下，恰是说明事态来龙去脉、打开主题思想之门的好“钥匙”。

这一瞬间的选择，又是发展主题思想的好“引子”。有了持血衣控诉的情节，其他情节都可以贯串起来，其他各组人物的活动安排、潜台词的确定，都有了内在的感情发展的依据。画家像导演一样，就可以调度画面其他人物，使其共同演出壮阔的戏剧。

这样，王式廓很好地把暴露封建敌人和歌颂农民英雄行为结合起来；把表现封建压迫和奴隶的反抗结合起来；把表现苦难的过去和战斗的今天与胜利的前景结合起来；把表现深重的灾难与悲痛和刻骨的仇恨与愤怒结合起来，从而扩大丰富了这幅作品的思想容量和深度，加强了其人文内涵。

正确地挖掘提炼主题和选取恰当的“瞬间”，寻找合适的“钥匙”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它是使生活变艺术的技巧的重要方面。

艺评家刘骁纯也曾以形象思维的论断分析王式廓苦心寻找“钥匙”的重要意义：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借用辛弃疾词中的一句话，这恰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作者在这里表现了对自己要寻找的‘钥匙’的高度敏感。这种敏感，除了艺术家的天才条件而外，主要来自形象思维的长期积累和反复的创作探索。这个创作机缘来得那么偶然而出人意料，但必然正在偶然之中。如果王式廓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只是埋头于分析和思考，埋头于大量的日常工作，而没有同时伴着丰富的、无法平静的形象感受和生活体验；如果没有对艺术的探寻精神，那么，‘钥匙’即使在他身边滑过千百次，他也必然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的。没有量的积累，不可能有质的飞跃，而没有完成质变的艺术，则将是苍白的艺术。”

“从作者的创作过程可以明显看到，在没有找到‘钥匙’之前他的满腔激情和丰富感受，有如地下的岩浆找不到火山的喷发口而潜在地滚动者，千思万绪无从宣泄。一旦找到‘钥匙’，不仅如作者所说，打开了主题思想之门，而且打开了形象思维宝石宫殿的巨大石门，……进入了以高度活跃的创造性想象为核心的、同时又伴随着更深厚的形象体验的阶段。作者那种政治冲动、感情冲动，从此变成了巨大的创作冲动。”“由于‘钥匙’的起动，作者心中燃起了光华四射的创作之火，萌发了悲恸欲绝、用血衣进行控诉的妇女形象，从而形成了这幅作品整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话剧的高潮和中心环节。随着这个主要情节的构成，长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大量生动形象……那些凄楚的人生、悲惨的命运、仇恨的火焰、无畏的性格……，都调动起来、贯串起来、活跃起来，有的更明晰强烈，也有的随之淡漠隐退；有的需要补充新的生活营养，也有的需要忍痛割爱。各种人物都按不同的身份和性格的必然逻辑，围绕着这一中心环节重新登台表演、重新展开、重新组合，逐渐找到各自恰当的位置，从而构成了以血衣控诉为最强音的、宏伟磅礴的交响乐章。”“找到了钥匙，创作运思显现出‘一通百通’、‘一着妙棋全局改观’的生动局面，显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明显特征。好像创作运思一经冲触了血衣，就发生了热核反应似的。找到了这一瞬间和钥匙，实际上就是找到了《血衣》这一艺术作品的意象的核心，找到了成熟艺术作品的最初的胚胎，一部创作的基本母题，对于造型艺术绘画来说，或许可称之为意象核。她孕育该艺术作者的内涵与外形式的意与象的基本要素。”“这种意与象，它形体虽小而能量却很大，它尚未成熟却至关重要。它是艺术家全部心血在特定条件下的浓缩和结晶。它是一件作品的胚胎和命根子。有胚胎不一定能长成大树，但没有胚胎却根本谈不上大树。”“蛋虽然不是鸡，但已经具备了鸡的一切生命要素；创造性意象虽然不是完整的艺术品，但已具备了艺术品的一切生命要素。在这里，心与物游，情与理会，形与神合，意与境浑，文质相谐。它寓万于一，以一治万，骚动于作者心中。它使作者无比激动，又使作者坐卧不宁。艺术作品，则正是意象的发展、完成和客观化。”

人们在《血衣》系列作品前流连，心情激动，生动深刻的艺术形象把人们带到了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疾风暴雨之中，仿佛能感到那双目失明老母亲心脏的跳动；仿佛能听到那手持血衣悲愤欲绝的妇女的血泪控诉。在人们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的同时，又似乎在情感得到升华的感受中听到了作者稳重深沉的男高音，看到画家那庄重正直的面容，那布满血丝不知疲倦的锐利双眼。

《血衣》系列作品凝聚着王式廓的心血，燃烧着画家的爱与憎。他以生命为代价，不懈地探索追求中国现实主义艺术的深化。《血衣》展现了中华大地千百万农民为砸破千年封建枷锁而掀起的土地革命风暴。画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揭露控诉了残酷落后的封建制度的历史罪孽，以生动感人的形象揭示了土地革命的必要与合理，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表现了旧时代给中国农民带来的重重苦难，以深厚的感情歌颂了觉醒的农民向旧世界雷霆万钧的斗争。通过艺术形象告诉人们，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世间没有救世主，只有奋起抗争才能自己救自己。《血衣》系列作品表现了壮丽的历史风云，是一首悲怆激越的史诗，通过画家对瞬间及钥匙的把握，不但生动真实地表现了土地改革的革命气势，而且艺术地表现整个运动的过程，预示了斗争的胜利、生产力得到解放的前景。

通过艺术形象的感染，《血衣》具备了深刻的认识价值，发挥了艺术的社会教育功能。作品表现了广阔的时空，突破了—般绘画视觉艺术表现三维空间而难以表现时间的局限，巧妙的扩展了时间的跨度，最后《血衣》以深刻感人的形象语言，创造了艺术主题内涵的深度。

《血衣》通过其澎湃的革命气势，通过对质朴、淳厚、坚韧的农民精神美的表现，把人们带入一种壮美、崇高的审美精神境界，传达给人们一种奋发抗争的时代精神，一种高亢激越的英雄主义。所以，《血衣》的艺术成就，不仅表现在它的历史认识价值和社会教育功能，而且重要的是表现在其深刻的审美教育功能。

《血衣》系列作品以浑厚深沉的艺术语言宏大壮烈的气派，给人以一种视觉的冲击与精神的感染，就好像庄严时刻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四五运动在天安门白色花圈海洋中唱《国际歌一样，得到一种形式上的精神的感召。

艺术是人创造的。作为人的艺术，“人”本来是艺术思考表现的中心。然而，无论是在欧洲中世纪，或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人被扭曲，人性长期被泯灭，而受奴役被压迫、真正创造历史的人们极难成为绘画的主题。直到年前的文艺复兴，人性才得以复苏，思想得以启蒙。人不能再忍受非人性、无人格的生活。于是艺术高声呼唤着人的觉醒与人性进入现代社会。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呐喊着科学与民主，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桎梏，把思想的启蒙，人的解放提上了日程。虽然由于种种历史、政治、社会的原因，这一伟大革命进程未能彻底完成，但毕竟促使中国现代美术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反映新时代新思潮的进步美术。年代兴起的新兴美术运动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美术潮流。

王式廓正是在这潮流影响下成长，并继续发扬光大的画家之一。他始终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己任，把艺术目光集中在人的表现塑造上，特别使焦点聚集于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倍受熬煎的农民身上。表现出博大的人文关怀。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他创造了难以数计的普通农民形象，真实地表现了他们质朴憨厚的精神与人格的美，善良纯真的人性，歌颂了他们奋发抗争的坚韧品格，歌颂他们觉醒后自觉投身解放事业的忘我精神。《血衣》系列作品，早已超出创作素材、肖像写生的范畴。他是在发掘寻求山间田野普通农民的人格、人性之美，他是在发掘寻求创造那些没有奴颜媚骨的普通人创造新世界的崇高壮美的精神世界。

可以说，中国美术史上真正以毕生精力、满腔热情致力于表现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农民的画家不多。现代美术史上曾有徐悲鸿的《徯我后》、《田横五百士》，有蒋兆和的《流民图》和莫朴《斗争地主》等作品，但是，无论从艺术创作的规模、数量、一贯性，还是人物刻划塑造的深刻、生动、真实、典型，艺术主题的深刻丰富，作品影响的广泛，《血衣》系列作品都是难以比拟的。特别是王式廓笔下的农民形象，多是那些已经觉醒的、具备独立人格的新型农民。他们虽仍带有旧世界的烙印与伤痕，但已是具备高昂人性、迸发着奋进意识的审美品格。

王式廓呕心沥血以生命为代价进行艺术创造，在他的作品里也自然地流露出画家本人的素质与品格美，洋溢着画家的人格魅力。这已成为王式廓艺术审美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画家杜健曾说：“站在王式廓画面前我们不仅被他所描写的人物或事件所打动，而且也被作者的审美态度、审美感情所打动；好像听一个质朴的人讲述一件与他有深切感情联系的真实故事。其中没有言过其实的形容词，语调中没有为制造效果而故意加强的抑扬顿挫，没有丝毫居高临下、自视‘深刻’的精神贵族气味，没有靠个别‘精彩之笔’来炫耀于人的小聪明，更没有忸怩作态、故作多情的浮滑习气。作者真挚的态度，使被描写的人或事固有的特色，更加鲜明生动地呈现出来。”“王式廓从小生长在农村，具有像农民一样的质朴性格，参加革命后又长期和农民接触。开荒、挖窖、纺棉花、种菜、砌炕这些活他都干过，而且干得很出色。但他又是受过高等教育，见过世面，有广泛素养的革命者。他有广阔的视野，有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和革命情怀。这就使他的艺术，在稳健中跃动着激情，在质朴中蕴含深邃，在艰涩中透着明朗与豁达。”“王式廓的气质是比较持重的，反映在他的审美爱好上也有这种特色；造型上的转折，他一般不是处理得更尖、更锐一点，而是偏厚、偏钝一点。对消失的面，他往往不用紧张、结实的线来表示，而总是保持物体厚度，常用一种和背景更加溶合在一起的、松动的线来处理。他是凡轻薄处都略不及，而厚重处都有过之。从而使画面形成一种独特雄浑的韵律。”“王式廓作画是重技艺的，但他从不把技艺的精湛作为艺术的中心来予以炫耀；他是重视细节的描写的，但他绝不靠细节的描写来支撑作品的画面。作画时，他主要追求形象给他的整体感受。这种追求，使得他的画有一种细处不拘谨，整体却很强烈的艺术效果。使人可以从中领略到粗犷的、落落大方的男性气度。那么，王式廓艺术的美学特征和主要美学价值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不是被作者所重视、客观上也有积极意义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不是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本身，也不是写实手法，历史题材……等等，而是凝聚着一种壮美的、进取的、自信的时代精神和带着质朴纯厚的个性色彩的素质美。我认为这种素质美才是王式廓艺术的美学特征和主要美学价值所在。”

如果说中国写实主义艺术体系存在两大分支，徐悲鸿是古典写实主义的代表，王式廓则可以说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血衣》系列作品，虽然其油画尚是一部“未完成的交响乐”，但它的成就已经奠定了王式廓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如果与世界美术史上类似的、表现农民的艺术巨匠如勃鲁盖尔、米勒和柯勒惠支相比较研究，也是极具东方色彩而毫不逊色的。

历史造就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写实绘画，也造就了艺术大师王式廓。

血衣画布·木炭 192x345cm 195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