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吴地图 三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短暂却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既是汉末军阀割据混战的延续,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形成集权统治后第一次大分裂格局的开端,在分裂割据的大环境中,偏居一隅又被魏、蜀两国长期控制的陇蜀古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陇蜀古道及沿线自然环境 陇蜀古道是分布于今甘肃南部、四川北部、陕西西南部地区的古代交通线路,它沟通陇蜀两地,乃至西北与西南地区,干支线兼具、水陆兼备,并与陕境古蜀道相连。具体来讲,陇蜀古道由祁山道和阴平道组成。祁山道,又称羌氐道,以天水为起点,穿越秦岭抵达祁山堡,继续向南延伸至成县,由此向东到达徽县,在徽县分为南北两段。北段经两当在凤岭附近的凤州与故道交汇,再通过连云栈道在武休关与褒斜道交汇,最终经金牛道或米仓道抵达成都平原。 南段越过青泥岭,通过仙人关到达略阳,再向南抵达金牛道北端金牛镇,通过金牛道到达成都平原。阴平道以武都为起点,南下至文县,在此分为两路,一路为阴平正道,一路为阴平捷道。正道,又称景谷道,它由文县出发沿白水江而下,经碧口、白水街至嘉陵江畔的昭化与金牛道交汇,这一段道路为水陆兼行道,沿嘉陵江上溯可至广元,沿金牛道南下,经剑门关、剑阁,越过五妇山可到达梓橦和绵阳。捷道,又称左担道,它以文县为起点继续南下,经平武至左担,向北可至青川、景谷,向南可经江油至绵阳,最后通过金牛道南下至成都平原。此外,阴平道还包括由昭化沿嘉陵江而下至阆中,再转陆路从东北方向进入成都平原的古道。 蜀道 今甘、川、陕交界地区山地多、平原少,山川相间,海拔落差大,地理环境极其复杂。这里横亘着岷山和秦巴山,为众多河流提供了水源涵养地,涪水、梓潼水、羌水、西汉水和汉水及它们的支流自西向东几乎覆盖了陇蜀古道沿线的全部地区。陇蜀古道的线路走向正与这一地区的山川走势一致。由于古代道路修筑水平的限制,陇蜀古道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全面塑造,多以栈道和碥路形式呈现。栈道大多修建在河面狭窄、水流湍急,两岸悬崖壁立的峡谷地带,人们在崖壁上凿出石洞,穿横木为梁,又在对应的河身石底上凿竖洞,插竖木为支撑,再在梁上铺木板和土石供人马车辆通行。碥路则采取“回山取途”的方式修造,在有一定坡度的崖壁上削坡铲石,再利用铲下来的土石铺成道路供行旅使用。与栈道相比,碥路因距水面较远,又以土石为路基而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却也有里程较长、易被雨水冲毁的缺陷。 二、魏蜀战争中的陇蜀古道 魏、蜀两国的对峙早在其政权建立以前就已开始,今甘、川、陕交界地带是两国争夺的重点。建安十九年,刘备占据巴蜀,与此同时,曹操也以讨平张鲁为名取得关中、陇右地区,又乘胜追击,于建安二十年经故道夺取了汉中,命夏侯渊、张郃、徐晃等人驻守:
汉中是巴蜀之咽喉,曹操在此经营,对刚刚取得巴蜀的刘备构成了极大威胁。建安二十年和二十三年,刘备分别遣张飞,吴兰、雷铜,在宕渠、武都、阳平关等地与夏侯渊、张郃等曹军交战,双方各有胜负。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又派黄忠主动出击,斩夏侯渊及刺史赵颙,发动定军山之战,蜀军据险避战,逼退了亲自率军南征的曹操,在汉中一带掌握了主动权:
蜀道 通过定军山之战,刘备不但保有了汉中,还取得了阴平道上的重镇武都,魏蜀两国建立之前的对峙形势基本形成。《水经注·沔水》描述了当时的形势: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建安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曹军讨伐张鲁或是魏蜀双方互相攻伐时都利用了陇蜀古道,不但通过道路调拨军队,还在通行过程中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氐人发生冲突。魏蜀两国建立后,双方的战争更加频繁,旨在完成统一的要地争夺和领土收复在魏蜀两国间全面展开。在这些战争中,最著名的当属诸葛亮“六出祁山”与“邓艾灭蜀”。诸葛亮在屯驻汉中、屡次北伐的过程中都与这一地区的道路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诸葛亮早在北伐前就于汉中屯驻,一边劝农,一边练兵讲武,同时还对汉中附近的道路进行修缮。 “蜀后主建兴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据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的进攻路线,赵云、邓芝为掩护主力由斜谷道攻取了郿县,而诸葛亮则亲率大军先从汉中出发经金牛道抵达沮县,再通过祁山道南段出祁山。 蜀道 从蜀军的进攻路线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总体上采取了“避敌主力,迂回陇右”的策略,他深知魏军实力远强于蜀军,若先得陇右,一方面可以此为跳板攻取关中,甚至是洛阳,另一方面可以震慑魏国,缓解汉中方向的压力。诸葛亮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思想贯穿了他统率的整个北伐战争。看似顺利的第一次北伐以“马谡失街亭”而告终,此外,与魏军主力作战不利的赵云与邓芝在撤退时还烧毁了一段栈道以阻追兵:“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 而魏国对蜀国屡次北伐的应对则是派司马懿、张郃、曹真等人进攻汉中,断蜀军之后路。魏蜀双方的战略战术,使分布于此的道路使用更加频繁。诸葛亮出祁山经祁山道自不必说,陈式攻武都、阴平二郡则需要经过阴平道,而司马懿、张郃、曹真等人从关中进攻汉中,还利用了陕境的子午道、褒斜道和金牛道。 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在经略汉中、开展北伐的过程中总结了许多经验,“木牛”“流马”的发明就是其中之一,蜀军利用“木牛”和“流马”通过陇蜀古道向前方运送的大量粮草,为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蜀国能与魏国长期对峙抗衡提供了保障。诸葛亮在建兴十二年的北伐中病逝于五丈原。此时,“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魏延败退时再一次焚烧了蜀军第一次北伐时曾被赵云烧毁过的道路: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谓是道也。 蜀道 诸葛亮死后,虽然蜀国仍未放弃统一全国、兴复汉室的宏图伟志,多次发动对陇右乃至河西的进攻,但终因国力日衰,再无建树。三国末年,蜀国已在宦官专权和连年征战中耗尽国力,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掌握着魏国军政大权的司马昭正积极准备着灭蜀的战争。景元四年,魏国向蜀国发动进攻,以钟会为主力分三路进攻汉中,同时派邓艾和诸葛绪分别进攻沓中、祁山,牵制在沓中屯驻的蜀国大将姜维,阻断他东援汉中之路。早在魏国发动进攻以前,姜维就曾上表后主,希望后主能遣兵加强各关口及阴平道的防守,抵御魏军南下,但后主却听信宦官黄皓谗言,对此置之不理。 面对魏国的攻势,孤立无援的姜维只能匆忙应战,他首先摆脱了邓艾的牵制,又绕道避开了司马绪的截击,暂时缓解了后方的压力。但此时,钟会已进入汉中,只待攻克蜀军聚守的汉、乐两城便可南进蜀中。姜维只好与在外围援助的张翼、董厥诸军汇合,据守剑阁。剑阁天险,钟会久攻不下,邓艾抓住时机,绕过剑阁开辟阴平捷道,打破了僵持的战局,“ 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邓艾正是通过这条异常艰险却仅有数十里的小道,绕过了重兵把守的剑阁直抵涪县,最终迫使后主投降,成为魏国灭蜀的功臣。 通过分析这几次战例,我们不难发现,魏蜀两国虽然在长期对峙的过程中不断烧毁栈道,但却因道路重要的军事作用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将它重建。除了路况良好、关隘众多的“正道”外,为了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效果,双方还通过“斜道”完成转移或进攻,如姜维为避免司马绪围堵所绕行的道路,“邓艾自阴平由景谷道傍入”的“景谷道”等。这些事例都证明了陇蜀古道与陕境蜀道的密切联系,以及蜀道作为一个干支线兼具、水陆兼备的交通网络对于古代军事战争的重要意义。 蜀道 再者,魏国灭蜀的这次战争之所以可以取得成功,除了准备充分外,更在于他们转变了传统的进攻策略,不仅把汉中作为进攻的核心,更把陇右作为重点,从而牵制了大量蜀军。这一进攻策略的转变,使陇蜀古道的作用得以凸显,由关中向沓中、阴平,由沓中、阴平至汉中、巴蜀的道路被频繁使用。一般情况下,统一的王朝会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道路开辟与修缮活动,例如秦朝为北击匈奴而修筑的秦直道,西汉时为联络西域而开辟的丝绸之路,这些开辟与修缮道路的活动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巩固了统一的政权,与此相反,在战乱不息、经济衰退的分裂割据时期,则会形成道路阻塞、交通颓败的局面。但魏蜀战争环境下的陇蜀古道并非如此,战争状态下,魏蜀两国对道路的利用反而更加频繁,不论是战争准备阶段为运输战略物资、调集军队而对道路进行的修整,还是战争进行时双方为争取战略优势而破坏道路,以及在战争结束后对战损道路和基础设施的恢复等,无不体现着战时保持道路畅通对交战两国的重要性。 三、陇蜀古道辐射区的社会经济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三国时期陇蜀古道辐射区的人口发生了显著变化,独特的社会经济随之形成。三国时期,陇蜀古道的主要辐射区蜀国仅辖益州一州,据《三国志》记载,蜀先主章武元年,蜀国约有200000户,900000口。而到蜀国灭亡之年,即蜀后主炎兴元年,蜀国的户数已增至280000,人口也增至940000,另有102000带甲将士和40000吏,那么,这时蜀国的总人口应约为1082000。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三国时期陇蜀古道沿线地区的人口与户数呈现增长趋势,而这一趋势的形成是由众多因素促成的。首先,陇蜀古道辐射区虽然与北方政治经济中心区相对隔离,但物产极为丰富,有供养众多人口的物质资源,《汉书·地理志》记载:
剑门关 这样一来,当中原地区群雄割据之时,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就选择南下入蜀躲避战乱,“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刘焉为益州牧时,益州就曾吸纳北方地区数万人迁入。三国时期,姜维还在延熙十七年将原本生活在陇西的百姓迁往蜀地[。此外,东汉以来,生活在西北地区的部族氐、羌开始了有规模的南迁,陇蜀古道成为这些部族南迁的必经之路,西北地区部族的南下与内附也促成了这一地区人口的增长。《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受汉末割据战争的影响,全国人口减少、土地抛荒。三国初年,为了尽快恢复土地的生产力、增加人口,魏、蜀、吴三国纷纷采取屯田政策,用军事管理的方法将数量不多的人口束缚于国有土地之上,从而加快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魏、吴两国的屯田规模相比,蜀国的屯田在三国中规模最小,其类型是出于战争需要的军屯,同时,屯田的地点也随着军队的进退发生着变化。定军山之战后,蜀国夺取汉中,将汉中作为北伐基地屯田驻守。《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建兴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水经注·沔水》也记载了蜀国将领率军在汉中屯田的情况,“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除汉中外,蜀国在武功、沓中、涪县等地也有过短暂的屯田,例如,“延熙五年春正月,监军姜维督偏军,自汉中还屯涪县”等。 曹操剧照 蜀地被群山环绕,交通十分不便,粮食补给成为战争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此时的屯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蜀国北伐的粮食补给问题,支持偏居一隅的蜀国与魏国展开长期的战争。蜀地以产蜀锦著称,这一地区的织锦业在汉代就十分发达,三国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蜀国的织锦业有官营和私营之分,官营工场生产的蜀锦品质较高,一般供宫廷使用,也用于与吴国的互市或与周边部族的贸易,诸葛亮为丞相时,专门设立锦官以监督蜀锦的织造,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 私营工场生产的蜀锦虽然品质参差、规格不一,但数量之多,官营工场难以企及,这部分蜀锦通过私运的方式销售到周边地区,活跃了蜀国的经济。为了保证蜀锦的生产,为织锦业提供原料的桑蚕业在蜀国也很发达,桑树的种植与粮食的生产几乎同等重要,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蚕、缫丝及小规模的蜀锦织造成为自耕农增加收入的一个途径。 蜀汉木流牛马 秦汉以来,人们对蜀地进行了大规模开发,东汉时期,已形成成都这样“民物丰盛,邑宇逼侧”的商业城市,蜀国建立时,蜀地繁华依旧,蜀国还颁布了货币政策,确保府库充实、经济平稳运行:“ 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虽然有成都这样的商业城市,但受到魏蜀战争及封闭地理环境的影响,蜀国的对外贸易非常有限。因为魏蜀战争几乎贯穿了蜀国政权存续的整个时期,所以蜀国仅与吴国有着官方的贸易往来,两国的边境也设有一些互市,供民间进行贸易。《三国志·吴主传》记载,“黄武二年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吴历曰: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后,聘使往来以为常。吴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此外,随着民族融合的加速,蜀国也与周边部族开展贸易。总地来说,蜀国的社会经济并未因汉末的割据战争遭受严重破坏,不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在汉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诸葛亮剧照 三国时期,陇蜀古道辐射区的社会经济不但没有受到战争影响,反而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首先,这里地理环境复杂,有重重山川为屏障,将蜀地与外界隔离开来,所以,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不但没有受到汉末割据战争的影响,也没有因三国时期的魏蜀战争而衰退,因为两国的战争虽然以陇蜀古道为中心进行,但蜀军的北伐明显多于魏军的南下,因此蜀国的核心经济区并未受其影响。 其次,民族融合的大环境促进了人口增长和技术引进,周边部族的内附,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冶铁和制盐的技术,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最重要的是,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政治清明,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蜀汉初期,就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修筑堤堰,轻徭薄赋,使国家物富民强。但是,蜀国的收入大量地消耗在持续的北伐中,在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频繁的北伐无疑是徒劳的,蜀国在持续的打击中走向崩溃,可凭借以崛起的社会财富就这样在灭亡自己的一次次北伐中消耗殆尽。 参考文献:《三国志》、《后汉书》、《水经注校证》、《资治通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