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扩胸运动（8拍×4）

第五节：体转运动（8拍×4）　　蒋立冬 绘图

第八节：整理运动（8拍×2）

　　身体周刊记者 冯军 

　　

　　

　　拍摄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新闻电影《体育简报》，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外面下着大雨，而一栋楼房的上下几个走廊都站满了做操的人。电影配音说：“他们可真会想办法，就在这开辟了一个新的操场，当初设计这座房子的人，绝不会预料到走廊还能起这样的作用。”

　　在那个年代，每到上午10点做操时刻，操场上、大街上、楼道里、房顶上，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有人在做操。年届76岁的原北京体育大学体操教研室主任陆保钟教授回忆说，当时外国人看到这场景后，觉得很奇怪，认为新中国凝聚力特别强，新中国“大有希望”。

　　自1951年向前苏联学习创编第一套广播体操以来，这套中国特色的国民运动已“繁衍”了九代，而每一套广播体操都深深镌刻着时代的烙印。时至今日，广播体操从全国人民统一时间共同做的“政治任务”，逐渐退化为普通的体育活动；但仍由国家统一发文大力推广，更是考核各地群众体育发展的最主要指标。神圣与平凡、变与不变之间，广播体操仍旧保持着“国操”属性。 

　　破天荒的新鲜事 

　　2011年8月8日，第三个全民健身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我国的第九套广播体操。在发布会当天，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和副局长冯建中都提到，广播体操颁布60周年以来，已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体育健身方法，被誉为“国操”，当之无愧。 

　　管中窥豹，“国操”的历史就是新中国历史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初，百废待新，当时国人的平均寿命仅有35岁。1950年年底，时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秘书的杨烈，手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以此动员人们参加体育锻炼，提高全民身体素质。这是她出访前苏联时受到的启发。 

　　当时前苏联的全民体操运动发展得很全面，特别是人们在早上根据广播音乐做的“卫生操”。

　　很快，杨烈的报告得到了中央政府批准，她开始筹备编操工作。 

　　杨烈找到了她的同事刘以珍。于是，刘以珍参照日本的广播体操，很快确定了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基本框架：一共10个小节，总长5分钟左右。 

　　1951年11月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联合国家有关部委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广播体操，并且还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 

　　当年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于是，每天广播喇叭定时响起，千百万人随着音乐一起做操，成为新中国破天荒的新鲜事。“人人都锻炼，天天上操场，为祖国健康工作”，这是当时响彻全国的口号。

　　1954年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下达了《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各机关团体在工间休息时做广播体操成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制度。

　　陆保钟评价说，虽然第一套广播体操一节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横平竖直”，太简单不具美感；“但现在看来，受当时历史条件所限制，从无到有，就是巨大的贡献。” 

　　

　　特定时代的旋律 

　　因为第一套广播体操过于简单，很快就不能适应人们追求新鲜感的需求。1954年8月，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问世。 

　　在第一套的基础上，第二套广播体操进行了许多改进，增加了运动量和动作难度，使动作衔接连贯许多，让人的身体全面锻炼，并取消了第一套中的“呼吸运动”和“整理运动”，变为八个小节。 

　　陆保钟介绍，后来形成了每隔数年就出一套新操的惯例，并且基本上都以北京体育大学体操教研室的老师为编操主力。 

　　1957年11月，第三套广播体操诞生。当时，《人民日报》特意刊发了消息《第三套广播体操公布了》。 

　　我国著名的团体操专家、北京体育大学毛学信教授是唯一见证过从第一套至第八套广播体操创编的专家，他生前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体委有些领导就提出，我们中国的武术很强；另外，它有民族特点，编操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武术糅进广播体操里。所以第三套广播体操在创编的时候请的都是武术教师。”在后来的几套广播体操中，都有武术动作的影子。 

　　第三套广播体操颁布不久，新中国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人民体育出版社图书复终审部主任刘沂回忆，当时一个人每月配额大米、白面、粗粮等各种粮食加起来才20多斤，根本吃不饱。为了保存热量，很多人放弃了做操，“学校连体育课都停了”。政府也不推广了，没有强制要求大家统一做广播体操。 

　　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广播体操热潮再次掀起。1963年4月15日，国家发布了第四套广播体操。 

　　第四套广播体操，第一次出现了少数民族语言版。相较前3套的动作，第四套广播体操，除了运动量继续增加外，动作也开始强调新颖和优美。 

　　不久，“文革”开始了，广播体操也受到了冲击，一度被迫停止长达四年。 

　　据刘沂回忆，“很多学生都上街闹革命，不上课了。学生斗争老师的事儿很普遍，群众斗争领导。很多单位不上班，操也就不像以前有课上班的时候，没人做了。没人放广播了，都是些批判什么的。学校里不能按时播放了。” 

　　但随着各地造反派的兴起，广播体操不幸成为各派系之间相互斗争的“政治工具”。最显著的就是，当时一度出现了用毛主席语录编操的风潮，即“语录操”：一边念着毛主席语录一边做具有象征性的动作。 

　　“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广播操阵地”成为当时响亮的口号。于是，编操小组也编写了一套《毛主席语录操》，还配了《毛主席语录操配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 

　　这套原本要向全国推广的毛主席语录操，最终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停止了。 

　　随后的1971年9月1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向全国人民公布了第五套广播体操。 

　　参与第五套广播体操创编工作的毛学信教授生前回忆：“在编操的时候，集中在国家体委那儿，呆了一年半，是有史以来编操时间最长的，晚上9点还得唱样板戏，然后才能回家，当时国家体委军管会的领导，提出第五套广播体操从形象上，要有革命样板戏的英雄形象，所以第五套它的特点有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烙印。” 

　　最能反映“文革”气息的就是，其开头的口令中一个洪亮的男声高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另外，第五套广播体操增加了劳动生产动作，以及第二节的武术动作“冲拳运动”。 

　　时隔10年后的1981年9月1日，第六套广播体操正式与公众见面。彼时，“文革”已结束，改革开放后的广播体操事业也重新步入正轨。 

　　北京体育大学刘西玉教授时任第六套广播体操的创编人员，她回忆说，当时国家体育总局体操处处长带着他们四个老师，历时半年就创编了第六套广播体操。“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我和白书君为主编，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奉献，在学校里给你的工资，你不上课就去干这个。抽那么两三天的时间去讨论，能避开上课时间就避开，避不开就找人代课。”她介绍说，相比前五套，第六套广播体操适当提高动作难度，并首次配制了两支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 

　　刘沂也是自第六套开始从事广播体操的编辑工作，她认为前五套都很朴实，是正规的体操动作，第六套有很多突破，“开始有了美的感觉”。“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思想观念很保守，一些身体部位的活动甚至被列为‘禁区’。而1981年思想比较解放了，有很多展现人体美的动作造型，比如扭胯动作，及男子自由体操的造型。”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风气大开，外来的迪斯科、健美操、霹雳舞等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各广播电台悄悄地停播了广播体操节目，广播体操的“国操”地位褪色不少。 

　　在这种形势下，1990年5月8日，国家体委推出了第七套广播体操。 

　　作为第七套广播体操创编组组长的陆保钟介绍，当时有7位编操人员，包括广播体操专家、竞技体操专家、艺术体操专家、健美操专家、音乐家等。编操人员创编了两套操，第一套是横平竖直规范的广播体操；第二套大胆融入了霹雳舞、健美操、迪斯科等运动动作。

　　然而，第七套广播体操推广出去后普遍反响不好，很难学会。另外，做完第七套广播体操后，上肢很累，而下肢锻炼不足。 

　　时隔7年后的1997年，国家体委公布了第八套广播体操。 因为有了第七套的教训，第八套广播体操化繁为简，定为“四拍一循环”，第一至第四拍和第五至第八拍动作是一样的；并且较少其他运动元素，回归到“广播体操本位”。 

　　如此，第八套成了最规范和最成熟的广播体操，其维持时间也最长，达14年。

　　当然，刚诞生的“国操九代”亦有鲜明特点和挥之不去的时代烙印。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艺术系主任、第九套广播体操动作创编组组长马鸿韬教授介绍，是第九套广播体操动作编排上最大的亮点在于，第三节的踢腿运动中增加了向后、向侧踢腿的动作，有意锻炼腰部力量。另外，针对现代人长期伏案工作的特点，第九套广播体操在第一节伸展运动中加入了头部动作。 

　　“每套操都脱离不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互相之间不能比较，只能说每套操在当时都是最优秀的作品。”参与第九套广播体操创编工作的北京体育大学教师李燕说。

　　

　　神话的兴衰

　　全国人民同一时间做广播体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广播体操从“国操”的神坛上退下，慢步回归群众体育的本位。近年来，少去了全国统一做操的盛况，各种广播体操竞赛却层出不穷。 

　　在刘西玉和刘沂的记忆中，前六套广播体操虽然要求全国人民统一做操，但并未出现比赛现象；而从第七套开始有了广播体操比赛，第八套颁布后比赛越来越多，各省市、各行业都搞。 

　　“凡是银行、税务、大企业等经济效益好点的单位都搞比赛，要求员工突击练习一两个月，统一动作，统一服装。甚至连走步进场最后立定时跺脚都要统一。”刘沂介绍，为了整齐划一好在比赛中得奖，广播体操原本一拍的动作被分解为两拍完成。

　　刘沂讲述了一个让她哭笑不得的故事。第八套广播体操发布后，她应邀到北京门头沟去教授，当地一个做操做得很好的人竟然得到了提拔。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第八套广播体操创编组专家更是直言不讳地说，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有根本的区别，广播体操比赛的输赢并不能反映当地群众体育情况的好坏。 

　　马鸿韬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广播体操比赛的重要性。她认为，通过“操”的形式，可以提升团队意识，包括大家比赛的凝聚力、锻炼身体的意识。“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动作，追求横平竖直，这种规范性，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中国特色。”

　　在体操界，针对广播体操的各种争议由来已久，比如我国已有了九套广播体操，是否有必要继续推出第十、第十一套？ 

　　刘西玉分析，发展到现在广播体操“真的很难编”，它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因为就靠胳膊和腿的前后左右几个动作，又要做出趣味性，又要做出新颖性来。 

　　因此有不少专家担心，广播体操继续创编下去只能流于形式，只是为了应付上级领导。于是，1997年在编完第八套广播体操后，就有专家提出“就用这几套，不能再编了，老编能编出什么来呢？” 

　　“国操”推行60年来，它对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对此，体操界各专家也褒贬不一。 

　　陆保钟认为中国人均寿命从建国初的35岁增长至现在的70多岁，翻了一番，“绝对有广播体操的贡献，但是这个作用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 

　　而年轻一代的广播体操专家李燕直言，“作用不大”，需要考虑个人具体情况。 

　　刘西玉则认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锻炼”，形成终身健身的习惯。

　　无论如何，广播体操的作用不再被“神化”，对其科学性的认识逐渐增强。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都表示，做广播体操贵在坚持，只要每天坚持做就会有好的效果；并且广播体操具有不持器械、动作简单、在有限的场地就能开展等诸多优势。 

　　仔细观察会发现，近年来国家正在不断加强对广播体操的“宏观调控”，似乎有让“国操”重振威风之势。 

　　今年启动的《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和2009年10月1日施行的《全民健身条例》都明文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组织员工开展工间操活动，学校应当组织学生开展广播体操活动。 

　　在推广第九套广播体操的计划中，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十个部委下发通知，明确提出“大力开展交流和比赛活动，掀起新一轮学、做第九套广播体操的热潮”。

　　马鸿韬介绍，8月底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培训工作。由各省市派人进京学习，回到地方后省市县逐级传授。 

　　而在刘西玉看来，广播体操已经成为衡量各地大众体育开展情况的最主要标准，刚颁发时政府部门利用行政权力推广，只能“抓一阵是一阵”，要想恢复到全国定时统一做操，是完全不可能的。 

　　或许，以上就是广播体操作为“国操”的最好注脚。它本只是人类的健身方式之一，在中国却承担着更多的责任。